编者按：
国企及政府投资基金的发展 ，进入更加注重规范运作与效能提升的新阶段 。
过去一年半 ，从国办发〔2025〕1号文到国办函〔2026〕54号文，政策导向既强调政府资本服务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 ，也对基金设立、出资责任 、投后管理和风险防范提出更高要求 。
随着行业发展重心由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 ，政府资本也从强调“基金招商 ”回归服务产业引导和科技创新的本源。
同时，管理人登记 、县级基金设立、国资出资责任 、基金合规运作等环节的要求趋严，使行业进入一轮结构调整期 。
在这一过程中 ，我国股权投资行业面临更高的合规要求 ，也在探索更具可持续性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。
国企基金 、政府投资基金与政府引导基金如何厘清定位，基金招商与市场化运作的边界如何把握 ，容错机制如何从“纸面免责 ”走向实操 ，都是行业关注的重点。
8月上旬，21世纪“国企及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”闭门会在广州举行。
来自国资投资平台、政府投资基金、市场化投资机构及行业研究机构的代表 ，共同探讨新监管环境下 ，政府资本如何更好服务科技创新 、产业发展，并回应投资 、管理与退出中的现实难题 。
在湖南大学股权与创业投资研究院院长、清华大学全球私募股权研究院首席专家刘健钧看来 ，理解政府基金的底层逻辑 ，应从创业投资领域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出发 。
国企及政府基金要实现高质量发展，关键在于厘清不同基金的功能定位 ，区分市场失灵与市场有效领域 ，并按照基金属性实施分类差异化监管。
刘健钧 。资料图
刘健钧介绍，海外市场并没有“国企投资基金 ”概念，也鲜有“政府投资基金 ”称谓 。境外的政府投资基金 ，主要用于解决创业投资领域的“投资市场失灵”问题。
“投资市场失灵”主要存在于企业创业的早期阶段 。
首先是种子期 ，企业商业模式尚未成型，市场化创投机构通常缺乏投资意愿 。所以 ，对于少数特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种子期企业 ，政府投资基金常以直接投资方式提供支持。
其次是起步期 。此时企业的产品以及技术得到了市场验证，商业前景开始显现 ，市场化创投开始产生兴趣 。但企业仍存在市场营销 、管理和财务等多重风险 ，且规模不经济，市场化创投的积极性不高 ，仍属于“市场相对失灵 ”领域。
起步期企业涉及的行业领域广 、数量众多 ，由政府创投直接投资是勉为其难，适合通过参股市场化子基金的方式 ，支持早期创业项目 。
无论是直接投资类政府基金 ，还是参股引导类政府基金，均具有鲜明的政策性，宜坚持政策性运作 。
相较海外市场 ，在我国 ，即使是投资中后期创业企业的创业投资基金、从事并购投资的狭义股权投资基金，均面临“募资难 ”问题。因此 ，有必要设立“募资支持类政府投资基金”。
这两类基金从投资层面看 ，属于“市场有效 ”领域，故不宜再设置“让利于民 ”机制 ，更不宜由政府基金直接投资 ，只宜以“政府参与的市场化母基金”方式运作 。
刘健钧认为，政策性引导基金 ，与国企及政府参与出资的市场化母基金 ，在运作逻辑 、管理模式上存在根本差异，宜实施分类管理 。
刘健钧将“54号文 ”概括为“五位一体 ”的国资与政府基金治理新框架。
具体包括：聚焦主责主业的职能定位约束 ，压实出资人主体责任的基金内部治理约束 ，立体式三维法律监管约束，类公务员人事约束机制，以及特色业绩激励约束机制 。
围绕国企及政府基金如何实现合规稳健发展 ，他建议 ，在容错容亏机制上，宜将“勤勉尽责合规”标准可操作化 ，做到“该容错就容错 ，该处罚就处罚 ” 。
（文章来源：21世纪经济报道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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